我不是学法的学生，对这方面也不甚了解，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浅薄看法

关于英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The Queen v. Dudley and Stephens,1884，Britain）：

海难后，为了生存，三名船员杀死并分食了濒死的少年，这件事是否道德？

从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念来看，三位船员杀死帕克是道德的。这也是当时舆论同情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原因。功利主义提倡“最大幸福”（这里的最大幸福指在假设快乐、痛苦可以量化的前提下，快乐减去痛苦的值）。帕克是孤儿，没有亲人，而另外三位船员则有照顾妻儿的责任。当时的报纸说：要不是因为他们为了活着见到家里的亲朋，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牺牲帕克，获得的总体利益，累积起来是最高的。”因而，杀死帕克是正确的。

但快乐和痛苦是否可以量化尚且存疑，于我看来快乐和痛苦难以被量化。如果用与一个人相关的人头数计算幸福，这实在是荒谬的。假设帕克有一个深爱他的朋友，而其他船员的家属都对他们没有感情，这样的计算方法是否成立？这样计算“最大幸福”，实则是忽视真正与快乐、痛苦直接相关的人的情感，试图通过决策者的主观臆断、用似乎客观的外在数据计算快乐和痛苦。但是，如果想要量化个体快乐、痛苦的具体程度，这又没有可操作性。人的情绪是直观的变化的，且难以避免地，我们把自己的感情看得更重。

无论快乐和痛苦是否可以量化，无论由什么样冠冕堂皇的语言诠释，船长和大副的杀人行为都意味着他们认为：帕克死去的痛苦比不过他们生存的快乐，他们的生命比帕克的生命更重要。帕克生为孤儿，无父无母无亲无故，这并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但这让他的幸福相对不重要了，这对帕克并不公平。他在数据上处于先天劣势，这让他可以被牺牲，尽管也许他不想。当时的欧洲应该已有了“平等”的概念，但在这里，帕克和另外三个人并不是平等的关系。

甚至，也许选择杀死帕克并不是因为帕克是孤儿，而是因为当时的帕克身体最为虚弱，是最弱者。如果仍然没有救援，他们会杀死次弱者，直至只剩一人。尽管是在极端情况下，这仍然是强者对弱者的压迫。

在任何情况下，谋杀就是谋杀。即使杀人是为了生存，但被杀的帕克也有生存的权利，为了自己生存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本质上还是谋杀。而谋杀在我们社会的道德观念中，是绝对错误的。如果在极端环境下，凶手精神崩溃，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自知地杀了人，这另当别论。但根据记载，凶手始终清醒，并未失去理智。如果用不得不生存的理由辩驳，用以一换三的计算解释，那凶手大可自杀，这样不仅达到了一换三的目的，也没有违背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他选择从帕克下手，就说明他想的一换三的“三”中有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的帕克，无论如何是被迫牺牲的。

人们之所以同情作为凶手的达德利和史蒂芬斯，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两人处于十分极端、常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下，而在这种情况下，人性而非道德主导决定。漂泊在海里的救生艇创造了一个极端恶劣、与外界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发生的事件难以由道德判断。也许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过于平和故我们认为此种情况离我们遥远，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是不幸死去的帕克。但这种恶劣的环境并不是罕见的，帕克的遭遇距离所有人并不远。

五六十年前，我国还发生过饿死无数人的大饥荒。而如今，世界上每天仍有许多人因为饥渴死去。许多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只要是为了生存，只要是“出于人性”，谋杀就可以被允许甚至被认为正确，那社会秩序将不再存在。谋杀是错误的，这是无论环境如何，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就像之前我的辩题：“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该不该谈道德”，在生存环境恶劣的社会中，道德标准也许低于吃穿不愁的社会，但只要有“社会”，道德仍然应该存在。据活着的凶手叙述，人们也许对凶手产生同情，但当我们成为没有反抗之力的帕克，谁还会赞同凶手的行为呢？

“你说得对！”如果你说，即使我不道德杀了人，但彼时的情况下我人性中兽性的成分占了上风，那种情况你想象不到，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做了，又能拿我怎么样呢？既然这么做了，在回归现代社会后，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和自内、自外的道德谴责。无论如何，英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是关于三个强者杀死一个无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