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月13日0:25，我坐在床上，面对笔记本。墙上的钟在大声地走步，清晰而迟钝的踢踏声。它是一个白色的挂钟，我记得它的价格，20元。我奶奶家有很多这样的挂钟，它们有同样巨大的走步声，除了刚搬进这个家时（00年，我还没出生）买的、挂在客厅的木质钟，其他的都是15或20的价格，都是爷爷奶奶觉得便宜才买回来的。巨大的走步声占据了每一个房间，一次和同学通话被问“你家钟的声音好大”，我才发现它早已成为被默认的背景音。疫情期间在饭桌上写作业，我把厨房、客厅、餐厅的钟都摘下来扔在最远的沙发上，它们太吵了，它们刺耳，且它们的声音各自杂乱着。有一次我和钟怄气哭了，但多少有点作的意思。现在这个白色的挂钟仍然在吵闹地走步，不过我的耳鸣声更大，我的右耳里住了一只蜜蜂。

我的书桌粉红色，桌面有倾斜度，靠人的那一面有一个圆弧，可以把身体塞进去。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市面上很流行的桌子，据说可以保护眼睛，广告纸上面画着的齐刘海的小女孩微笑着挺直脊背在这张桌子上认真写字。可是我从来不喜欢粉红色。我爷爷不喜欢奇形怪状且相对昂贵的桌子。桌子到的那天我就哭了，但多少有点作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第二天奶奶把赠品——一个苹果绿苹果形的笔架粘在了桌子上，而这是我当时的审美完全不可接受的——丑陋的苹果绿苹果形笔架粘在丑陋的粉红色桌子上，构成了更加丑陋的搭配。放学回家我一看到这惨烈的场景就开始爆哭，然后我一边爆哭一边试图把笔架摘下来，一开始用蛮力，后来用小刀，最后哭着趴在桌子上用意念。可是笔架粘的太牢固了。我开始跟粉红色的桌子生气，我要奶奶把桌子送回去，但是失败了，于是我拒绝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业。但是小学生总归是有作业要写的，而且一直在餐桌上写作业并不现实，后来我就屈服了，我和丑陋的桌子达成了妥协式的和解。

我小时候对物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只要是和我有密切关系、且在我有意识后出现的物，我都要求它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我并不认为这是被惯出来的毛病。但是这样的要求是很难达到的，我总是被我不喜欢的东西包裹着，衣服、桌子、床、墙、牙膏、灯，而作为一个六年级才第一次完成非必需消费（抠门）的小孩（无话语权）来说，改变物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是贯穿我的成长的斗争——面对这些物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哭，虽然确实多少有些作的意思；后来我会妥协，但是它们会带给我持续的难受的感觉，蚁走的感觉，从尾骨上升，环绕着从腋下通往全身。物与物带来一层层不同的蚁走感，写作业的时候桌子是一层灯是一层；穿衣服的时候衣服是一层裤子是一层，后来大一些穿内衣，又多了一层。我在这种蚁走感中长大，家里充满了我的专属蚂蚁。所以稍微大一点，我就很喜欢跑出去，高中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待着，学校里的物没有让我不舒服。

现在我大概确定了这篇日记的关键词，物，我对物的感觉。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对近物完全符合我的心意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高三一次回家书包里装着卷子回家，过了一会我奶奶告诉我她把我的我的卷子全都装订整理好了。卷子被拿出分别的文件夹，用订书针钉成几本，且订书针是歪的，且有些订书针没有钉好，且纸张没有对齐，且几张物理和化学钉在一起，且每本的第一页奶奶用粗黑笔写上了很大的字。什么东西轰地一声上头，我当场失控爆哭，剧烈的麻刺感流遍全身。我一边大哭一边把卷子拆开来，大脑里飞快地想着解决办法，直觉叫我全部扔掉。在此之前，我的卷子归类放在透明的文件夹里，语文作文数学英语各是一个文件夹，物理化学合用一个。语文的文件夹里讲义是一叠，平时的试卷是一叠，每次考试的卷子单独分一叠，还有当时做的纸张颜色偏黄的练习是一叠。所有卷子都是这么整理的。稍微冷静下来给奶奶道歉，因为奶奶伤心了，因为破坏了奶奶的劳动成果。小的时候奶奶给我的新课本写名字我就会因此大哭，因为我想自己写名字，上课的时候我看着奶奶写的名字想处理办法，蚁走感，我想换一本新书。

衣服。小时候买衣服的权力掌握在我爸妈手里，我爸爸以为我喜欢粉红色，可是我从来不喜欢粉红色，我穿粉红色时的脸色像腊肉。我不喜欢我爸妈给我买的几乎全部衣服，不喜欢颜色，图案，式样，但是我没有别的衣服穿，所以我每天穿着我不喜欢的衣服和蚁走感上学。同时我对少数几件衣服产生了极度的好感，我只愿意穿这几件衣服，这又向我爸妈传达“我没有什么衣服穿”的虚假信号。从记事起，我就开始了关于衣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初中穿校服最为舒服。高中以后我拥有了自己买衣服的权利，于是我给自己买了衣服快乐地生活着。我买了一件灰色棉服，整个冬天我都只穿那一件，要洗的时候我穿另一件，在它干了以后立刻换回来，我对这件灰色棉服产生了很强烈的依赖感，穿着它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安心和快乐。但是我爸爸妈妈觉得我穿得不好，偶然一次放学我爸去接我，发现我穿得很简陋，在他的眼中与一同出校门的同学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人父母的总是不希望孩子吃穿上不如人家，他们的这种心理尤为迫切，但他们永远无法理解我和我的灰色棉衣之间的深厚感情。我爸妈叫我买衣服，可是每个季节我都有最喜爱的衣服，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穿且只穿它们——所以我没有买——所以我爸妈开始不经过我同意给我买衣服。我记得有一件是加拿大鹅牌的——但是是盗版的——但是价格也远超合理的消费水平，因为我爸爸观察到我同学有穿这个牌子。但是我不喜欢加拿大鹅，也不喜欢盗版（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西安玩，老师说最好带有棱角的行李箱，但是我家没有带棱角的行李箱，于是我只能拎着两个没有棱角的行李袋，其中有一个——不知道是爷爷从哪里买的很便宜的袋子，上面是我当时不知道牌子的奇怪花纹，班上一个女生很激动地来问我这是不是驴牌的包，场面一度尴尬），况且灰色棉服对我有不可替代的情感意义。我总是拒绝穿我爸妈买的衣服，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退货，他们很伤心。但是我叫他们不要买，至少买之前征求我的同意，于是他们叫我自己买，可是我不需要买，原因前面说的很清楚，并且他们对我买的衣服不满意，因为它在对比中会输掉，于是他们仍然会背着我买衣服，于是我拒绝穿，于是我的周末时常因为衣服而变得很难受（蚁走感！），于是我会哭，多少有点作的成分。

再往下写估计会变得奇怪了。我讨厌逛买衣服的商场，因为这有关热情的导购员，消费，和不完全符合我心意的衣物的添置。初中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逛商场，他们说了好几次，但是我进入商场里的店铺存有恐惧，所以说了好几次才去。新百伦的鞋子，僵硬地试了一双又一双，导购员说这双很适合你，莫名其妙地所有鞋子都很适合我，毕竟我长了一双可以放进这里所有鞋子的脚。我开始慌张，然后是生理性难受。我向我爸投去求救的眼神，我爸回以欣慰的、快乐的、即将花钱的豁达的目光。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脱了鞋跑到安全通道里面爆哭，我爸妈也很伤心，并把我的失态错误地归因其他事情上，鞋也没有买成，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商场，尽管它离爸妈家很近。悲伤的故事，我只顾着自己失态，却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悲伤的故事还有其他三四件，后来我完全杜绝了发生这种悲伤故事的可能性。

物是永恒的话题。奶奶家像一只巨兽，在时间中附带了物物物，拥挤的臃肿的巨兽，物站稳脚跟，人沿着固定的路径在物中穿梭。上大学后寒假回家，在奶奶家的时候也总会写写东西，我坐在粉红色的书桌前，不配套的凳子上放着花里胡哨的小青蛙坐垫，里面的填充物有些虚无的纠缠的意思，灯是高中以后爷爷在超市买的，光线很刺眼，写一会字眼睛就疼，桌子左边是几块无关的木板子，书桌上中下都有杂物，钟踢踏地大声走。但是我的蚁走感不再明显，因为这里不再是属于小学生唯一的学习之处，而是大学生寒假在家很偶尔写东西的地方。这里于我不再有非常的意义，不过是宿舍、城市书房、教室、机房桌子外很少被使用的一张。我对家中的物不再有愤世嫉俗的强烈斗争之感，寒假的一半夜晚我睡在这里，我和巨兽达成了某种默契的互不干涉共识。

大学以后对于物我就完全自由了。我精挑细选，所有的物都达到了符合我心意的要求。我的所有收纳和电器都是白的，统一的白色；我的衣服是自己买的；我的所有物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些都让我感到很舒服。我的蚁走感少了很多。我发现这篇完全偏题了，不过也没什么。今年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苹果绿色的苹果形笔架不再黏在桌上——背后的胶变黄老化了。我惊奇地看着它，回想起我们之间无数次斗争，现在我不再在意它，而它的脱落是时间的示弱。钟总是走不准，与现实的时间差个几分钟，这种时间差以往是可以忽略的，钟曾经也起着告诉时间的作用；但如今手机的准确让钟上的时间失去了意义，钟只是在响着，在偶尔抬头时提供错误的惊奇。我会联想到《围城》的结尾，书里面晚了五点的钟，跟我家墙上响着的那位一样，是一点点惘然惆怅的意思，深远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