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接民主合理性的一些奇怪思考
许久之前的一篇小作。太片面了不能推敲
在韩国总理大选中,候选人为了拉拢选票使出浑身解数。诸多承诺、保证总比不上替选民洗脚这番作秀来的直观。人们纷纷为之感动,“这将会是一个服务公民的好总理”他们想,于是把一张宝贵的选票投给她。
有媒体用此夸耀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却觉得这种行为奇怪恶心而近乎巴结,幸好当选之后她也没再做过这种事,再后来听说她锒铛入狱了,什么闺蜜门。
民主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时代昙花一现。启蒙运动中的先哲又赋予它新的意义。民主的存在基于这样一个相信,或者说假设:公民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于是民主赋予人理性思考的权利,同时许多权利被赋予,比如言论自由。一切光辉而美好,可让我们回到原处的那个假设:公民全体,或者说绝大多数公民,是否真的有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
卢梭对此是肯定的。他认为人不去思考的原因只有两个——懒惰与恐惧。懒惰着不愿思考是自我放弃,恐惧着不敢思考是外界剥夺。总而言之,人是有思考的能力的,影响他的是某些因素和借口。
我却认为这因素的清单可以列得很长,还有比如茫然和无知。“茫然”即内在缺乏判断事物是非的能力,处在缺乏主见的混沌之中;“无知”即知道的事实真实过少而不足,不足以支持较为理性的判断。有时候我们的选择过于随便,凭兴一选与深重思虑后的答案占同样比例,实在不够公平。有时候我们不愿或无能去获得足够信息,当我们只知道川普是个长的像钵钵鸡的四川人,而对他的政策能力一无所知,那我们毫无意义的支持与反对只是无故被赋予了使命。
所以人群到底会不会理性思考?如果某天公民开化启蒙到足以支持一个完全直接民主的社会,那要等到何时?懒惰和恐惧何时褪去?茫然和无知又何时消融?
小姐妹们在嘁嘁嚓嚓中常容易对某人恶劣品行达成共识,而这源于其中一个小姐妹某日看到的某个事件,这就是“为什么相信”的两个分支——舆论导向和直接判断(这里的判断过于主观和感性)。为了得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我们需要结合舆论无偏见地理性分析以得出结论。但实际上却很少有小姐妹去真正接触那个某人,仔细观察(有时眼见也不为实),深入其内心,去发现他的本质善良。去疏离甚至是诋毁他显然更为方便。
当然这也不能怪小姐妹,她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判断。苏格拉里不信任民主政治,认为修鞋时去找鞋匠,打铁时去找铁匠,把管理城邦的事业交给鞋匠和铁匠而不是专业管理城邦的人是荒谬的。后来他也死于民主的审判。能得出合理结果的民主要求所有民主对象都精通政治社会法律等等,这对于公民素质有极高的要求。认为苏格拉底有罪的人是无辜的,他们中大多数只是在有限的视野中做出选择。
赫拉克里特出于轻蔑如此形容公民:“驴子宁愿要草料也不要黄金。”这里的“草料”指眼前利益,“黄金”就不甚明晰,可以指长远的更大的利益,抑或金光灿灿的道德准则。梅子跟我解释说人至少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可若这是非观生来即存在且都一致,民主便失去了意义,但况且需我们判断的不仅是基本的是非这么简单。但是还是让我质疑一下:人到底能不能判断是非。在上帝苦心孤诣的劝导下,驴子也许能明白黄金虽然不能吃,但可以换得更多的草料的道理。可当黄金只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崇高摆设时,驴们会不会放弃口边的草料。坚守黄金不加怀疑而放弃草料的驴子少之又少。又借问民主决策时大多数人是不是只考虑了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而多数人眼前的利益能不能永远与国家长远利益重合?而国家长远利又是不是那真正的黄金呢?这么说自私的公民的民主是否真正裨益了呢?
回到小姐妹的故事,这样小团体在生活中非常普遍。如果说这群小姐妹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比如说憎恨某个人;服从一个权力,比如说某个小头头,他们的组织日趋完整成熟,便形成了一个超微型的法西斯社会。这并不难,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浪潮》中,温老师仅花一周便在他的班级中形成了极其狂热的法西斯社会。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服从的成就感与快感,尽情挥洒的愤怒、爱戴与憎恨,让混沌中的人感到虚假而快乐的光明。只要极权主义进行得足够成功,我认为民主仍然能存在,不过这民主的意志就是某个崇高的个人意志。在而在宽松的环境中,舆论的导向,文字的巫术,相信而跟随数个崇高个人意志的人们通过民主大战一场,这似乎是愚民表面的把戏有构成一副滑稽的绘图。
人是多样的,人性是复杂的,人欲是难知的。启蒙的叫喊浮于民众的耳膜之上,高音喇叭中的噪声却常能深入人心。墨子说国家的目的是“一同国之义”,就是集权;现代的光明却教导我们平等自由民主。我陷入完全的愚蠢的不可知论中,于是去时代买了一杯加红豆珍珠椰果仙草的三分糖奶茶,披上外衣的一瞬间便恢复了日常弱智的样子。